近年来，备案审查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一年取得了新的进展。

民法典人格权编应当对人格权的限制规则作出规定，以更好地协调各项权利之间的冲突。[7]参见涂子沛：《数据之巅》，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同时，《民法总则》第110条具体列举了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以及法人、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但这三个条款的具体内容需要进一步细化。[23]孙鹏：民法法典化探究，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据《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5）》显示，近一年来，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垃圾信息、诈骗信息等现象，导致总体损失约805亿元，人均124元，其中约4500万网民近一年遭受的经济损失在1000元以上。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整合碎片化的个人信息，实现对海量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发挥其经济效用。即使是一些新型的人格权，也体现了这一价值，例如，个人信息实际上展现了个人的数字化形象，[15]体现了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平等地享有对其个人信息的处分权，从而彰显了个人的人格尊严。

[30]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在规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范围时，列举了民事主体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也有学者认为，将来通过侵权法即可实现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而无须在民法典中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在人格权自身体系内，有助于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和利用，并且以这些既有规范作为基础，通过审判实践能够进一步发展出更详细的规则。在违宪之中又区分为立法违宪与适用违宪。

这一制度被俗称为宪法的牙齿。宪法是在宏观层次、总括性地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规范，在宪法层面上，不可能对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出具体的规范，而是由其他层次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文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其关于审查程序的规定缺乏严密性，如启动的条件、受理的形式审查、受理程序、审查原则（如公开审查原则）、审查程序、决定的形式、决定的效力等，均未有明确规定。但这些公民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合宪性审查之后，似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案件审查的情况下，初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存在争议时，能否提请审查？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时，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还是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如果是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查，是逐级上报还是直接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明确违宪责任 从其他国家合宪性审查的实践看，合宪性审查的结论主要分为违宪与合宪两种。也可以区分为抽象审查和具体案件的审查。

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目前，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分散规定在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之中。但全国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分工不同、职能分散，要依照统一宪法标准进行合宪性审查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合宪之中区分完全合宪、合宪但警告、合宪但限期改正等。宪法之所以需要牙齿，其目的在于一旦出现违宪行为时，能够及时纠正，以保证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在201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回答说，2016年我们研究制定出台了备案审查工作规程，对整个备案审查工作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具体的规定，比如公民提出了审查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函告的机制，有人说你制定的法规违法了，那么你对此有何见解，你要作出一个回复、说明、解释。除在宪法监督过程中需要解释宪法，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也需要解释宪法。具体案件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以后发生了具体案件的审查。因此，宪法解释案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为宜。

原则审查，即在法律文件生效以后发生具体案件前进行审查。为什么需要将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赋予上述如此广泛的主体呢？换言之，这些主体为什么要获得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 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2款关于启动合宪性审查主体资格的规定，既未体现私权救济的理念，也未体现保障宪法秩序的理念，而是按照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监督理念。

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违宪，采用的违宪责任的方式是责令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在拒不纠正的情况下宣布撤销。2016年对一府两院报送的30多件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了审查研究，司法解释有的一件就是一百条、几百条，工作量是很大的，还有重点地对地方性法规开展主动审查。

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即使认为法律规范可能与宪法相抵触，也不得向法院提出异议。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法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法律文件违宪，可以采用的违宪责任方式应当包括：（1）对交来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予批准。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些工作任务之外，由其进行具体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确难堪重负。宪法解释的效力要高于法律，因此，宪法解释案的提案主体应当严于法律的提案主体。

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需要全国人大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宪法解释的效力与宪法是相同的，高于法律，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委员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究其原因，因立法法所规定的启动主体资格的过度宽泛，并没有设定任何限制条件，若公开受理、处理其中一起即成范例，而完全可能涌现不计其数的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之高潮。换言之，当事人只有在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之后，认为法院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违反了宪法，才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

因此，只有在当事人穷尽法律救济之后，仍然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即因法律违反了宪法，适用违反宪法的法律，必须予当事人以宪法救济的权利而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在法律的合宪性未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适用法律予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以法律救济，实际上意味着当事人的宪法权利获得了救济。

据此，在宪法解释体制上，我国采用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制。在所有国家机关之上设定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其制定和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法律，所有的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均受其监督。设立宪法委员会 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机关，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议事机关，要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实质审查是不太可能的。即如果存在法律规范时先适用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规范或者适用法律规范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适用宪法规范。

（3）宪法解释案的通过程序。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其基本涵义包括： （1）依据宪法的立法授权。限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 从世界各国合宪性审查体制下所赋予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中可以看出，其通常体现了以下两大理念： 第一，宪法权利救济的理念。

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以公民身份启动的案例。同理，法律权利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法律权利受到了保护意味着宪法权利受到了保护。

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对于公民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之法规备案审查工作室并没有公开受理和处理。前者是在没有发生案件的情况下的审查，后者是在发生具体案件之后的审查。合宪性审查就是依据宪法对宪法以下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的审查。

法律权利获得了救济也就意味着宪法权利获得了救济。任何一个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都有可能遇到上述情形，因此，应当赋予所有的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资格。

这部法律需要明确以下内容： （1）宪法解释案的提议主体资格在此情况下，本着权利救济的理念，应当赋予当事人在法院裁判作出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的主体资格。

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其宪法权利并未受到实际侵害，因此，没有必要赋予其挑战法律规范的主体资格。因此，急需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或者《宪法委员会组织法》，以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对象。